《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第二十四期）刊登了《評〈紅樓夢研究〉》。

李希凡近照

如今，即使戴上老花鏡外加放大鏡，李希凡還是無法看清報刊上的字。即便如此，他仍每天習慣性地流連于書桌前。

李希凡，一個曾經被毛澤東贊賞過的“小人物”。半個多世紀前，他憑借兩篇檄文叱咤文藝批評界，攪動著 那個時代中國文壇的風云起伏。如今的他，早已一躍成為當代著名紅學家、理論家和文藝評論家，為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中國戲曲的學理研究和文化學人的文 藝思潮著述立言，傾盡畢生心血，功績卓著。而“小人物”這一稱謂，也一直與李希凡的文化人生如影隨形。回眸六十余載的歷史煙云，我們希望能從他的傳奇故事 里，窺見中國知識分子在時代大潮中的文化求索和命運沉浮，見證新中國文學藝術如何在激烈的思想論爭、理論交鋒中發展與前行。

201* 年的一個明媚春日，作為文化部“文化名人口述歷史”攝制組的主持人，我叩開了李希凡的家門。原本以為，一位思想先鋒、文藝“闖將”應是目光凌厲、鋒芒畢露，見面后卻發現，他竟如鄰家長者般安詳謙和，平實敦厚。

昔日的輝煌，李希凡早已把其歸入千帆散盡后的寧靜與淡然。時至今日，回眸往事，年屆九旬的他仍對毛澤東的知遇之恩心存感念，沒有偉人的賞識，也就不會有一個平凡“小人物”與眾不同的別樣人生。

信仰

李希凡的故事始于一個貧苦少年為生存而做的奮力抗爭。

1927年12月11日，李希凡出生于北京通州的一戶普通人家。隨著抗戰硝煙的燃起，失學與饑餓接踵而至，迫于生活的種種壓力，1* 歲的他先后在洋服店當學徒、印刷廠當童工，小小年紀便嘗遍舊中國商業資本家對勞苦大眾的剝削、欺凌和壓迫。

但是，生活的顛沛流離、饑餓困頓以及日寇的奴化教育，沒能阻擋住一個有志少年的求知夢。當時，流傳于民間的評書、戲曲、章回小說、武俠小說、古典小說，以及《三國演義》里的曹操、關羽，《水滸傳》里的宋江、林沖，都給李希凡少年的精神生活打下了深深烙印。

20歲那年，李希凡寄居山東青島，為時任山東大學文史系教授的姐夫趙紀彬做筆錄工作，一個求知若渴的文學青年的命運就此出現轉機。

為了當好這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助手，李希凡惡補歷史，博覽群書，熟讀了《諸子集成》《中國哲學思想》《中國思想史》，以及馬克思的《資本論》《剩余價值學說史》等著作，這也為他日后在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上熟練運用馬克思文藝觀分析問題，夯實了理論基礎。

李希凡回憶說——

“姐夫趙紀彬是我文學理論的領路人，也是我自學成才的榜樣，他高師畢業，在獄中學習了日語，熟讀了四書五經，我折服于他的堅強和韌性。由于牢獄 之災的后遺癥，他的右手顫抖得厲害，寫起字來有困難，需要別人替他做筆錄。在給他筆錄《中國哲學思想》《古代儒家哲學批判》期間，我等于精讀了哲學思想 史。他熟悉文獻，善于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析哲學史諸家學說，且邏輯嚴謹、思辨清晰、文字簡潔，這些都不知不覺給我后來的文字工作以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兩年 的筆錄歷練，也養成了我日后經常‘開夜車’寫作的習慣，我一生出版的古典文學研究和文藝理論著作大都是在工作之余‘開夜車’完成的。”

19* 9年，李希凡的命運再次迎來轉機。他參軍入伍，并被送進華東大學培訓。之后，山東各高校合并，華東大學響應號召并入山東大學。當年的旁聽生正式轉為山大中文系的本科生，李希凡幸運地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屆大學生。

那一刻，李希凡興奮至極。世道驟變，萬象更新，家里不僅解決了溫飽，新社會還讓他上了大學，一個窮苦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成為“天之驕子”。

山東大學是李希凡全面進入“文學殿堂”的開始。那時的山大是老校、名校，抗戰前就名師云集，聞一多、老舍、梁實秋都曾在這里執教。

為了形成自己的文學觀和文藝體系，在校期間，李希凡不僅聆聽了楊向奎、王仲犖、蕭滌非、呂熒、殷煥先、馮沅君、陸侃如等名師的教誨，還熟讀了中 國古典文學、詩詞曲賦、元明清戲曲以及蘇俄文學作品。他學習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分析比較了魯迅、普列漢諾夫、朱光潛、王朝聞等文學 家、美學家從不同側面對文藝現象的理解和闡發，并產生了用唯物主義美學觀和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探究文學作品底蘊的強烈追求。

在這些前輩先賢中，李希凡崇拜魯迅舉重若輕、剖根揭骨、運筆如刀的犀利文風和改良人生的浩然正氣；欣賞李卓吾敢于向圣人挑戰的學術良知和豪情氣概；欽佩楊向奎在青年時代就勇于對權威結論提出質疑，表現出的“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求真精神。

而俄國評論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三大斯基”，則讓李希凡在學生時代就樹立起要成為中國“杜勃羅留波夫”的遠大目標。

李希凡說——

“大學期間，美學家呂熒是使我對文藝理論產生濃厚興趣的啟蒙老師，新中國成立前，我就讀過呂先生的《人的花朵》，特別欣賞他評論的美文。在馬克 思、恩格斯以前，真正能見解透徹地論述文學典型的是別林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別林斯基所論述的關于文學典型的卓見——‘熟悉的陌生人和獨特的這一個’，是 引導我理解文學名著所創造的文學典型之所以能名標文學史，留在人們的藝術記憶里的一把鑰匙。魯迅‘冷眼看世界’的小說和運筆如刀的雜文，也堅定了我學習文 學的信心。”

魯迅在《墳·論睜了眼看》一文中曾發出過這樣的吶喊：“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沒有沖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 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正是繼承了李卓吾、魯迅、楊向奎、呂熒等前輩學人的“文品”和風骨，當代的文藝批評界才有了李希凡，這個敢于展露思想 鋒芒，敢于向學術權威發起文學批評和挑戰的“闖將”。

檄文

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李希凡看到，當年國內高等學府的古典文學教學，受胡適資產階級文學體系影響的較多，而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古典 文學思想內容，引導學生正確理解作品思想傾向和藝術成就的較少。于是，他產生了運用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重新評價我國文學遺產的沖動。

然而，李希凡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和藍翎共同撰寫的《紅樓夢》評論文章竟然驚動了毛主席，進而成為掀起20世紀* 0年代一場大規模思想政治運動的“導火索”。

《紅樓夢》大批判緣起于19* * 年。當時，被山東大學分配至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的李希凡偶然在學校圖書館看到《新建設》（19* * 年* 月號）雜志上刊載了一篇著名紅學家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

聯想到前幾年俞平伯出版的《紅樓夢研究》《紅樓夢辨》以及20世紀20年代胡適所著的《紅樓夢考證》，李希凡覺得，這些“新紅學派”權威的“平 淡無奇的自然主義說”“自敘說”“寫生說”“感嘆生世說”“寫閨友閨情說”“為十二釵作本傳說”都是以偏概全，都是用唯心主義觀點曲解這部文學經典的美學 底蘊和時代意義。

正如曹雪芹生前所憂慮——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紅樓夢》正被“新紅學派”曲解、貶低，甚至誤讀。《紅樓夢》已發展到“宮闈揭秘”，成為“索隱大全”，簡直不再是文學杰作。

初生牛犢不怕虎。出于一種論證與求真精神，李希凡和當時已分配至北師大附屬工農速成中學的好友藍翎商量，決定共同撰寫《〈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和《評〈紅樓夢研究〉》，向俞平伯發起了學術上的批駁。

李希凡說——

“‘新紅學派’只在瑣碎考證上下功夫，看不到《紅樓夢》對封建末世貴族統治的腐敗、階級矛盾的尖銳化，以及意識形態、等級觀念滲透在人物形象性 格中的多姿多彩的表現。《紅樓夢》絕不只是俞平伯先生講的那些‘小趣味兒和小零碎兒’，更不是胡適所謂的‘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而是通過深刻的思想內 容、典型的人物創造和感人的藝術魅力，對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及其上層建筑進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在李希凡看來，《紅樓夢》決不僅僅是一部“愛情小說”，“色空”這類唯心主義觀點不是《紅樓夢》的基本觀念。偉大的曹雪芹，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驚人的藝術天才，概括和創造了如此眾多被譽為“如過江之鯽”的個性鮮明、內蘊豐富的藝術形象，實為一部封建末世的百科全書。

李希凡還認為，文學的研究，應走出煩瑣考證的泥窩，把重點放在文學作品對當代的反映，以及它的思想藝術成就，意識形態的內涵、特點和對文學史作出的特殊貢獻上——

“我形成的這種評價作品的視角有‘五四’和‘左翼’文學傳統的影響，也有蘇聯文藝的影響。我常想，即使我永遠趕不上‘三個斯基’的理論水平，但能在中國四部古典小說的研究中，深入它們的時代精神內蘊，真正從文本的思想藝術上得到正確的解讀，也算沒有白讀中文系。”

駁俞文章完稿后，李希凡與藍翎希望能在《文藝報》上刊發，于是給《文藝報》寫了信，詢問批俞文章可否發表。在未得到回音的情況下，他們改投至山 東大學校刊——《文史哲》。當年的《文史哲》一貫堅持學術研討“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和扶持青年人獨立思考，向學術權威挑戰，從不徇私情，而駁俞文章正 契合了這樣的辦刊宗旨。

19* * 年9月，《文史哲》發表了《〈紅樓夢簡論〉及其他》，隨后，《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第2* 期）刊登了《評〈紅樓夢研究〉》。

在讀到這篇批俞的文章后，毛澤東對兩個文學青年的學術觀點和敢于向權威挑戰的行為大加贊賞，稱這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 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并于10月1* 日寫了《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附上駁俞的兩篇文章《〈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評〈紅樓夢 研究〉》，請黨內高層和文藝界領導人傳閱。

“兩篇文章，一夜走紅。”

文藝界隨后開啟了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批判運動，從10月* 1日到12月*日，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創紀錄的聯席會議，斷斷續續開了一個多月。 鄭振鐸、吳組緗、馮至、鐘敬文、老舍、郭沫若、茅盾、周揚、聶紺弩、丁玲、啟功、何其芳等文壇老將和《人民日報》《文藝報》等報刊的領導人群賢畢至。

會議指出，《文藝報》等許多報刊、機關，喜歡“大名氣”，忽視“小人物”，錯誤地以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態度”壓制“小人物”對學術權威的批判。會議批評了俞平伯的學術觀點與研究方法，繼而對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也展開了批判。

聯席會上，郭沫若作了題為《三點建議》的發言；茅盾作了《良好的開端》的發言；周揚作了《我們必須戰斗》的發言。

這場批判運動聲勢浩大。其實，它的背后有著復雜的現實和歷史成因。新中國成立初期，意識形態領域的各種思想、矛盾相互交織，一大批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還不太熟悉馬列主義，缺乏辨別是非的正確的思想武器。

而李、藍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闡述《紅樓夢》，正好契合毛澤東的文藝理論觀和當時的思想教育需要。毛澤東認為，《紅樓夢》是我國古代小說中寫得“最好的一部，創造了好多語言”，是“很精細的社會歷史”，是“頂好的政治小說”，故此難以容忍“新紅學派”對其價值的貶低。

毛澤東承認，胡適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提倡白話文運動作出了杰出貢獻，但此后，以胡適為代表的最有影響的一派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正左右著當時的 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實踐。因此，結合實際事例，開展一場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清理和批判，以肅清它對文化教育戰線的影響是緊迫的，也十分必要。

在毛澤東看來，同歷史唯心主義的斗爭從來都不是純學術問題。這場“大批判”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在思想文化領域里，是用資產階級觀點，還是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指導中國社會的文藝研究和理論實踐。

19* * 年的這場《紅樓夢》大批判開啟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的新起點，在干部和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廣泛影響。通過批判，知識界劃清了思想界限，樹 立了馬克思主義觀點。李希凡、藍翎，這兩個“小人物”也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們先后被調入《人民日報》文藝部，各種殊榮和獎勵隨之蜂擁而至。

一時間，兩個默默無聞的文藝青年，一躍成為萬眾矚目的青年評論家。

悲歡

一舉成名后，全國各類報刊擠著上門約稿，李希凡、藍翎兩人應接不暇。

當時，文藝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類學術思想和文藝理論空前活躍。秉持著“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治學精神，憑借著理論創新和學術自省，在工作之余，李希凡繼續在陋室里“開夜車”，進一步完成了《論〈紅樓夢〉藝術形象的創造》《紅樓夢評論集》等多部著作。

《論〈紅樓夢〉藝術形象的創造》對原著里的* 0多個典型形象進行了透徹分析，而《紅樓夢評論集》則對《紅樓夢研究》中長期存在的糾纏于瑣碎考證與索隱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質疑，開拓了《紅樓夢》評價的新時代。

同時，李希凡還涉足中國古典文學、現實主義文學、戲劇、影視等多個領域，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對各類作品展開了細致評析。他的評論自成一家，從不見風使舵，在歷次文藝論爭中保持著學者的良知和文藝批評的求真本色。

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李希凡為《星火燎原》《紅旗譜》《苦菜花》《保衛延安》《歐陽海之歌》《創業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達吉和她的父親》等長篇小說撰寫了大量評論。

堅持自我、為真理而辯是一個評論家的本色。

19* * 年，李希凡再次挑戰權威和先賢，就阿Q人物的“典型共鳴”說與何其芳展開了一場長達20年的“馬拉松長跑”。

何其芳在《論阿Q》一文中把“阿Q精神勝利法”抽象成“古已有之”的“人類普通弱點之一種”，并舉例，愛哭的女孩就被叫作林黛玉；喜歡女孩子又被許多女孩子所喜歡，就被稱為賈寶玉，這是一種“典型共名”現象。

李希凡不同意這種說法，于是撰寫了《典型新論質疑》和《關于〈阿Q正傳〉》，批駁何其芳把典型人物的突出性格特征解釋為超越時代、社會、階級的某種抽象品質的“化身”，無法代表文學典型的社會意義、時代意義和思想意義。

后來，何其芳又撰文批駁李希凡的觀點，兩人就“典型共名”說展開激烈辯駁。19* * 年秋，王蒙在《人民文學》發表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李希凡隨即在《文匯報》發表了一篇《評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對王蒙小說中粗暴的教條主義提出異議。

不料，這次卻遭到毛澤東的尖銳批評。“毛主席批評我脫離群眾，一到報社就當起了婆婆，適宜回到學校邊教書邊研究。我于是趕緊給毛主席寫信，說自 己不善言辭，不想去教書。那時我是有名的‘好戰分子’，從不隱藏自己的觀點，也為此闖了不少禍端。”李希凡后來坦誠，當年對王蒙文章的批評的確有失偏頗。

就在李、藍走紅后不久，文藝界掀起又一系列更為復雜、更為尖銳的思想批判和階級斗爭，各種政治風潮接二連三地展開，一大批知識分子和學人在時代的漩渦中載沉載浮。李、藍的命運也如同坐“過山車”，急轉而下。

藍翎被劃成“右派”，李希凡稍稍幸運一點，但也在歷次風暴中被糾察、挨整。在那個“多事之秋”，李希凡一邊接受嚴酷的思想斗爭和政治運動，一邊仍對中國古典文學和當代文藝進行密切的關注、分析、研究和評議。他手中的筆從來都沒有擱下過。

李希凡的良知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風波中再次經受了考驗。

19* * 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姚文元把《海瑞罷官》的“退田”“評冤獄”與19* 1年的“單干風”“翻案風”聯系起來，說《海瑞罷官》這出戲是在企圖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

“姚文元文中所形容的激烈矛盾沖突，我既沒有從戲里讀懂，也沒有從社會現實中感受到，他在文中所講的歷史大背景，是我這個‘書呆子’沒有認識到的。”李希凡說。但是，《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卻被廣泛轉載，各大報刊也都在組織、發表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

眾所周知，姚文元的這篇文章是在江青授意下寫就的。而此前，江青曾找到李希凡，希望他完成此文。由于政治上的“愚鈍”，只顧秉持學者的良知和風骨，李希凡未能像姚文元那樣，寫出如此牽強地聯系現實階級斗爭的文章。

由于“不聽江青的話”，李希凡被說成是“黑線專政”下的“寵兒”，進了“牛棚”。“當時，我在《人民日報》做了十年編輯，出了七本書，我認為自 己始終遵循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評論作品和分析文學現象，現在卻成為‘黑線統治’下的‘毒草’，我想不通，卻又必須說服自己進行檢討。”

之后，“文革”爆發，李希凡兩進干校，進行勞動改造。在那段蹉跎歲月，他與時間賽跑，白天艱苦勞作，晚上在荒冷的小屋熬燈夜戰，寫出了《〈吶喊〉〈彷徨〉的思想與藝術》和《一個偉大尋求者的心聲》兩部研究魯迅的專著。

十年浩劫結束，全國迎來了文化藝術的春天。在黨的領導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得到了更好的貫徹與執行，評論家們又開始了正常的學 術研討，不計個人恩怨地進行著不同意見的文藝論爭。李希凡也繼續秉持一個理論家、評論家的社會良知和奮發有為，為新形勢下的文藝評論發表著自成一家的獨立 見解和主張。

19** 年，李希凡調任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擔任常務副院長，離開了在《人民日報》長達* 2年的編輯崗位。報到那天，時任文化部部長的王蒙立即約見了他。

20世紀* 0年代，李希凡曾對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進行過批評。可王蒙并無芥蒂，而是熱情歡迎李希凡來藝術研究院任職。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期間，李希凡主持編纂了《紅樓夢大辭典》和學術巨著《吉印通 藝術通史》。

《吉印通 藝術通史》是藝術科學類國家重大課題，歷時10年，它的問世填補了我國藝術科學研究的空白。在長達* 0年的學術研究中，李希凡先后發表并 出版了《紅樓夢藝術世界》《弦外集》《論“人”和“現實”》《管見集》《論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形象》《李希凡文學評論選》《文藝漫筆》《文藝漫筆續編》等 20多部研究著作，收獲了逾四百萬字的學術成果。

作為一個從歷史深處走來的人，李希凡身上的故事還不止這些，他戲劇性的悲喜人生映射著那個特殊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遭際和命運沉浮。

從李希凡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學人對文化的堅守、對治學的嚴謹和對真理的探求，感受到20世紀我國文藝批評的發展繁榮和文藝論爭在學術進步中的積極作用，也從中窺見那個社會變革、思想動蕩的年代給中國文人造成的心靈傷害和痛苦。

李希凡，這個從舊中國的血雨腥風中一路走來、虔誠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新中國知識分子，對黨、對毛澤東、對中國的文藝事業始終懷著矢志不渝的情感。至今，他最崇拜的人依然是魯迅和毛澤東。

回首往事，李希凡客觀地說——

“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是屬于精神世界的很復雜的問題，學術應多注意討論，平等切磋，采取批判運動的辦法來解決，容易流于簡單和片面。毛主席的偉大歷史功績誰也無法抹殺，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吉印通 民族的新生。”

李希凡表示，若當年不是因為紅綠色盲未能參軍，他一定會追隨毛主席參加革命。如果那樣的話，中國必將多了一位勇猛頑強的革命戰士，少了一位成就斐然的文藝評論家。

（實習編輯：鄭娜）

注：本站上發表的所有內容，均為原作者的觀點，不代表北京文藝網的立場，也不代表北京文藝網的價值判斷。

掃描瀏覽

北京文藝網手機版

掃描關注

北京文藝網官方微信